1962年，我在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毕业时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，同时也报名下乡务农。那倒不是“小资狂热”，而是我受毛泽东所著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影响很深，坚信自己总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我也倾慕早年下乡的徐建春、邢燕子，把新知识、新思想带到农村，成了很有用的人。60年代初，国家经历大饥荒，党号召支援农业，大办粮食，这正是我辈热血青年报效祖国的好机会。所以，尽管当时没有学生下乡渠道，我还是与母亲——一个要求支农的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，在徐汇区报名到农村去。巧的是，“上戏”的录取通知书和批准下乡的通知一起来了。我跑去对导演系主任说：“请保留我的学籍，我到农村干上一阵再回来上学”她很惊奇：“学校那能这么做？”好吧，不能保留就不留，当年秋天，我决意去了安徽农村当农民，落户在肥西县袁店公社利和大队塘拐生产队。

　　1963年秋，我被选为安徽省出席全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，选举后，我多少次定下神追想：我真的能去北京开会？真的有可能见到毛主席？反复确认无疑后，幸福填满了心胸，我干得更欢了。